小型磨面机

  晚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的政治史学家喜欢使用“大西洋革命”这个术语，作为一种政治史学修辞，它有多重含义。突显美国成型的世界史地位，改变史学界长期以来更多把法国大革命视为世界历史新纪元标志的习惯，是这一术语最为基本的含义之一：尽管《独立宣言》（1776）和《人权宣言》（1789）是世界性历史变革的共同标志，但法国革命的直接动力因素并非是法国启蒙运动，而是英属美洲殖民地的“独立”革命。[1]

  2006年，以《拷问法国大革命》一书享誉学坛的政治史学家雅克·索雷在他的新著中写道：

  从年代上说，1776年的美国革命，是18世纪末大西洋世界的第一场革命。它的早熟使它得以创造出一些行动方式和基础性原则。这种模式的传播为其他革命提供了众多的参照标准，如1780年代的荷兰革命和法国革命。[2]

  直到1787年，公众舆论的政治色彩仍然非常有限，它更关注别的问题，很难将其和革命心态画上等号。由于内部的分歧,人民虽然对政府无法顺应社会进步进行改革心存不满，但并未提出具体实际的要求。由于被美国革命重创 ，长久以来享有盛名的英国模式也没办法得到普遍的赞同。[3]

  1756年，欧洲爆发了“七年战争”，丘吉尔称之为现代世界史上的“第一次世界性大战”，更为准确的说，是英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国际性战争：辉格党少壮派议员威廉·皮特（William Pitt，1708 -1778）出任国务大臣后“运筹帷幄，策划了东起印度西至美洲的战争，并赢得了胜利”，它“将对北美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4]然而，这场战争的线年发生在北美的英法冲突，以至于有史学家认为，这场战争应该被称为“九年战争”——甚至应该把这场英法冲突与英属殖民地的“独立战争”视为“一场连续的战争”，这才是“大西洋革命时代”来临的标志：“危险的世界中”一个全新的国家诞生了。[5]

  法兰西王国在这场与英国的全球争霸中遭受重大损失，当英属美洲殖民地出现分离主义叛乱时，法国人便自愿组成志愿军前往北美支援叛乱。正是这一意外的行动，美国革命的理想从北美来到了当时的欧洲心脏——法国。一位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法兰西公爵在参与《人权宣言》论辩时呼吁：“美国在新的半球树立了伟大的榜样，让整个[欧洲]世界也有一个榜样吧。”[6]

  法国伯爵圣西门（1760 - 1825）17岁那年（1777）凭亲戚关系进入法兰西王国都兰步兵团当上少尉军官，两年后（1779），他主动申请前往英属美洲殖民地，在那里他“参加过五次战役、九次海战，两次负伤”，亲临过华盛顿和拉法耶特指挥的那场决定性的约克郡战役（1781年10月）。这场战争“在他的心理、道德和政治观点上划下了一道无形的界限”——如他自己后来所说：

  当我在美国为实业自由的利益而战斗的时候，我多么希望看到另一个世界的这种植物也能在我的祖国开花结果；从此以后，这个愿望一直在我的思想里萦绕。[7]

  圣西门后来成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并建立起自己的组织。拿破仑战争之后（1817），他对追随者们说，自己早就“预感到，美国革命标志着一个新的政治纪元的开始，必然决定整个文明的重大进展，并将在短时间内使欧洲当时存在的社会制度发生巨变”。因为“美国人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没有跟着欧洲走”，他们“为自己建立的制度比欧洲人民实行的制度要自由和民主得多”，而即便“在1789年，法国人民也远远没有能够建立起这样的社会制”。[8]如果美国的确是圣西门心目中的理想政制，那么，他的社会主义确实是一种空想。事实上，连圣西门的学生们也没有无保留地附和自己的宗师对美国的溢美之词。

  但是美国，这个极好的国家，据说它不会以政府的需要作为庸俗的借口，那么它做了些什么？使它惭愧的应该说，它同土耳其人签订了关于供给他们军事给养的条约！南美的一部分民族希望摆脱仍然在它们身上的西班牙枷锁，那么对自身的宗主国充满痛苦记忆的合众国——不久前还听到要打碎锁链呼声的合众国，它是否能帮助自身的同胞在某些方面得到解放呢？不能，不能。最后，它是否向海地共和国提供了偿还赎金的财政援助？没有，也没有。据说，这个自由的民族摆脱了一切旧欧洲的偏见，然而，这个在文明道路上走在一切民族前面的民族，却声明反对被释放而自由的民族的存在，反对黑人民族的存在。[9]

  现代的独立主权国家的观念并不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产物，也不是博丹或霍布斯的绝对君主论之类理论的产物，而是北美殖民者独立建国的实际影响：19世纪以来，模仿《独立宣言》的新政治单位何其多！维也纳会议期间，“德意志人的普遍愿望是，哈布斯堡皇室应该恢复皇帝尊号，并给予它更广泛和更实际的权力。”尽管如此，即便是梅特涅（1773 - 1859）和弗里德里希·根茨（1764 - 1832）这样的保守分子也看到，无论以何种方式重建神圣罗马帝国，“对德意志和欧洲都没有好处”，因此支持巴伐利亚和符腾堡提出的“主权独立”诉求。[10]

  大西洋革命的世界史含义是，自然权利原则逐渐取代传统的自然正义观念，并支配了晚近两百多年的世界历史，塑造了普世性的西方形象：“西方的（也就是大西洋两岸的）特性，就是所有那些沿着十八世纪末的政治理念发展的总和。”[11]

  当法国人与英属北美殖民地结盟反对英国的时候，它引发了一场横跨大西洋的观念传播，这些观念包括了权利、代议制和共和主义。法国革命的爆发为这些随后席卷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观念提供了新的形式和流通媒介。革命者和反对他们的君主制之间的战争改变了欧洲的边界和政治体制，为自由、平等和民族独立等观念传遍全欧洲并传入南美和亚非部分地区开辟了道路。（亨特、森瑟，页xx）

  这一革命理念在诞生之初就引发巨大争议——在围绕《人权宣言》展开激烈辩论时，

  由于布列塔尼俱乐部及其盟友坐在会场主席团成员左侧，那些反对激进措施的人开始坐到右侧，现代政治中“左”与“右”的概念诞生了。（亨特、森瑟，页47）

  两百多年来，世界历史中的“左”与“右”有了无数新变体，激进与保守的对立格局始终没变，斗争尖锐得不可调和，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但是，这并不是大西洋革命理念成为一个世界史悖论的真正原因，毋宁说，悖论来自革命理念本身所携带的Chimäre Freiheit[吐火女妖般的自由]（根茨语）的内在能量。自1990年代以来，正当人们以为大西洋革命理念已经取得普世性胜利之时，其“最有价值的遗产”即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却面临“来自内部”既峻急又致命的威胁：

  那些民粹主义的运动和政党声称它们才是民主的真正代表，因为它们，并且只有它们才为“人民”说话。（温克勒，《西方的困局》，页335）

  民粹主义的基本动力恰恰来自自由民主的权利观念。换言之，“大西洋革命”的激进理念威胁到这场革命的成果本身，或者说自由民主理念威胁到自由民主政体本身——这就是悖论。

  温克勒是当今德国的世界史学者，名气很大，他说大西洋革命理念自1990年代以来才面临危机，未必符合历史实情。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德国的思想史家特洛尔奇（1865 - 1923）就曾指出，欧洲所经受的“最为内在的战栗和最深层的变革”，已经让“我们令人骄傲的时代开始暴露出明显的罅隙和断裂”。

  欧洲人文理想和相关的国家和社会秩序被相对化，乃至被批判地瓦解了，于是屈服于林林总总的未来计划、悲观主义或者纯粹需要暴力来实现的物质兴趣。[1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1901 - 1985）重提这一话题：如今人们都相信技术文明和人道精神带来的进步可能性，但在科学技术和商业生活获得伟大进步的同时，人们也看到了一种新的野蛮主义。它诞生于相信文明进步的十八世纪，直到20世纪还“散发出一种腐臭”。[13]

  1955年，时年36岁的哈茨出版了反省“美国主义”的书，据说如今慢慢的变成了美国的政治史学经典。该书在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那年动笔，可谓意味深长。他在书中问道：

  你可把威尔逊主义的问题反过来问：美国何时曾较为深刻地估价过它自身提供给其他几个国家的文化范式的局限性？你还可把麦卡锡主义的问题反过来问：何时对公民自由意义的理解比现在更透彻？[14]

  在这位哈佛大学政府系的教授看来，“得到强化的‘美国主义’与新启蒙之间斗争的结局依然悬而未决”：

  对我们来说，该问题在历史上并无先例。它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疑问是，一个国家是否可能通过与外来文化的接触弥补其国内生活的单一性。进一步讲，美国的自由主义是否可通过外部的经历获得那种相对意识，即获得欧洲自由主义通过内部社会变动和社会冲突的经历得到的那种哲学火花。（哈茨，页12）

  温克勒没理由说，大西洋革命理念的危机是在“冷战”结束之后才出现的。他至多有理由说，“冷战”后，这一理念面临的危机远比前两次战后危机都要严峻而且深重得多，因为，“美国这个跨大西洋西方世界一直以来的领导力量自身也正陷入一场严重的认同危机和系统性危机”（温克勒，页345）。

  晚近20年来，“探讨全球正义的哲学文献以指数级别与日俱增”，而“所谓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据说“在当代的研究文献中已经获得慢慢的变多的支持”。[15]其实，自由主义理念越来越需要辩护，恰恰意味着大西洋革命理念的危机日趋严峻。

  2007年，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国际关系]学院首位女性院长安玛丽·斯劳特出版了一本小书，书名The Idea That is America颇见修辞功力，副标题则具有激励性：“如何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坚守我们的价值。”作为国际关系学专家和对外政策分析师，安玛丽·斯劳特在书中一开始就说，“美国以冷战无可争议的胜利者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之后，虽然“实力和财富均举世无双”，但“世界许多地区对我们深恶痛绝，以致凡有美国牵头的政策，出台即亡。甚至我们民主友邦的公民亦认为美国道德败坏，而这并非无稽之谈”。[16]

  面对美国遭遇全球道德谴责这一现实，安玛丽·斯劳特笔锋一转，高调表明了自己有责任在承认这一现实的前提下为“美国价值”辩护，以激励国人坚持“美国的爱国主义和美国的进步精神”。她相信，如果我们美国在国际领域不能也像在国内那样“成功地坚持自己的价值观”，那么，我们就会在这个“更加敌视美国因此也更危险的世界”中迷失方向，偏离我们的价值理念（安玛丽，页4）。

  显然，冷战以来，我们就已节节败退。如果严肃地看待这一点，即我们最大的优势不是军队、国土和财富，而是我们的价值观，那么，就应重新反省目前用以反映和促进那些价值的整套战略和行动。（安玛丽，页13）

  的确，1960年代初，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经济史家沃尔特·罗斯托（1916 - 2003）就已经提出：

  在亚洲、中东和非洲进行着的权力和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已危及这个出于本能的假定：美国式的民主无论在哪里，都必然是未来的潮流，而且在道德上是正确的。[17]

  由此可见，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道德形象问题，困扰美国政治家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通过检讨美国的对外扩张史，罗斯托试图调和美国理念与其扩张行为之间的矛盾，致力于“稳妥地把马汉的见解和威尔逊的见解结合起来”（罗斯托，页595）。与此不同，安玛丽·斯劳特以回顾美国历史的方式重申美国理念无可争辩的正确性，而这恰恰表明，美国理念亟待辩护。她的逻辑非常奇怪：既然承认美国在国际上做了很多不公正也不符合自由、民主、平等理念的事情，她怎么会想到要说服美国人而非别国人相信美国理念仍然是普世价值？

  作为国际关系问题专家，安玛丽·斯劳特写书激励美国人不要对美国理念失望，但书中谈的几乎都是美国历史上的国内问题，而不是美国的国际关系问题，这本身就不可思议。即便安玛丽·斯劳特能证明美国的国内政治符合美国价值，也不等于美国的国际行为符合这些理念。事实上，自伍德罗·威尔逊提出“自由民主”是国际秩序的普世原则以来，虚伪就被人们视为美国言行的基本特征，而这的确又与美国国内的经济情况有直接关联。[18]

  我们值得回想全球化的开端性事件：1493年3月，哥伦布首航到达新大陆归来后，西班牙王室要求教宗承认西班牙对新大陆的占有，引发葡萄牙国王抗议，于是有了由西班牙籍教宗出面调停的托尔德西利亚（Tordesillas）条约（1494年6月7日）：以非洲亚速尔群岛以西约600公里的南北经线度）为界——史称“教宗子午线”，划出两国的海外势力范围，尽管当时航海经线仪尚未发明出来，“经线的位置是估计出来的”。[19]

  对于教宗的裁决，“正统的教徒们必须接受，而且整整两代人也确实如是遵守，除了北大西洋，他国的航海家们一概不能接近其他大洋”。[20]1500年2月，西班牙航海家、哥伦布首航美洲时的拉尼娜号船的船长文森特·平松（1462 – 1514）到达巴西，考察了亚马孙河出海口。由于托尔德西利亚条约的限制，他不能宣称该地为西班牙王室的领土。一个半月后，葡萄牙航海家佩德罗·卡布拉尔（1467 - 1520）的船队抵达巴西，于是这里成了葡萄牙的领地。[21]

  1522年9月，麦哲伦（1480-1521）环球航行死于菲律宾之后，他的同伴完成了历史上首次环球航行。地球被确证是圆的，教宗子午线就不完整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分别往西和往东在哪里为界呢？其实，这仅仅是个理论性问题。历史的情形是，西班牙的探险船队再次穿过太平洋抵达马鲁古群岛（Maluku Islands，今印度尼西亚东北部），与1511年以来就已在这一带经营的葡萄牙王国殖民者再起争端。[22]1524年，两国着手解决争端，这次没有请教宗出面斡旋，卡斯蒂尔国王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1500 – 1558）与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1502 - 1557）各自派出代表团，双方直接磋商。经数年谈判，西班牙承诺放弃马鲁古群岛，葡萄牙则补偿35万达卡金币。1529年4月，双方签订“友好”的《萨拉戈萨条约》（Treaty of Saragoza），在西太平洋143度经线度）上划出一条纵贯南北（穿过东西伯利亚、日本和澳大利亚中部）的分割线，作为《托尔德西利亚条约》的补充。[23]

  按照这一条约，菲律宾群岛属于葡萄牙势力范围。仅仅半个世纪后（1580），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以评定内乱为由，派遣阿尔瓦公爵兼并了葡萄牙，随即在菲律宾群岛上建立贸易站。[24]从此，无论“教宗子午线”还是萨拉戈萨线都不复存在。

  腓力二世的西班牙帝国成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支配全球地缘的单一帝国，当时的欧洲政治家承认，“1560年时，腓力二世的确在整个世界独掌霸权”（休·托马斯，页xviii）。但是，这种霸权其实仅仅是纸面上的，或者说仅具有象征意义。因为，西班牙帝国并不能实际支配地表上的所有政治单位——即便支配欧洲也做不到，哪怕它的疆域辽阔到“东起菲律宾，西至古巴，北起加利福尼亚，南抵麦哲伦海峡”（休·托马斯，页374）。

  没过多久，英格兰、荷兰和法兰西王国就开始争先恐后地夺取美洲。荷兰裔美国人房龙（1882-1944）以撰写通俗史书闻名于世，他曾就《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写道：

  几乎从分界线确定那一刻起，麻烦事从未中断过。因为条约根本就没有把英国和荷兰考虑在内，所以两国都假装从未听到过有分界线这么一回事，想从这一些地方掠夺什么就掠夺什么。法国甚至瑞典也做出了同样的举动。[25]

  英国和荷兰并不是“假装从未听到”《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而是根本不予理睬。新教革命之前，英格兰王国和法兰西王国的君主已经不理睬教宗的权威，新教革命爆发后，清教徒更没理由理睬。至于西班牙帝国在欧洲是否有权威，还得靠军事实力说话。何况，《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和《萨拉戈萨条约》看似让两个王国瓜分了全球，葡萄牙和西班牙其实都谈不上是有“海权意识”的新生政治单位，而是相当传统的“非常大陆化的国家”，它们“重视宗教信仰胜于商业成功，强调大陆扩张高于海洋控制”。[26]这两个条约的世界史意义在于，它们标志着欧洲地理政治学支配全球政治的开端。政治史学家可以说，世上的两个政治单位将全球划分为两个辖区，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却不能说这“也是最后一次”（安东尼·派格登，页48）。在随后的世纪里，无数双边或多边条约要做的事情与这两个条约在性质上没差别，只不过不会再如此大而化之罢了，辖区划分更为具体。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其世界史意义不亚于地理大发现：英属北美殖民地经过一场内战脱离了宗主国，宣布自己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单位。1823年，开国元勋之一约翰·亚当斯草拟了一份宣言，由当时的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1758 - 1831）针对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君主组建的“神圣同盟”宣称：美国将独领美洲与欧洲抗衡。[27]

  《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和《萨拉戈萨条约》虽然是西班牙与葡萄牙两国利益冲突的结果，本质上讲，这类分割线仍然基于同质的友好原则而非异质的对抗原则。此后的欧洲王国为争夺殖民地而不断相互打斗，最终签订的和约也基于基督教大家庭的“友好”原则，而在友好线的另一端则属于自然状态式的自然空间。[28]美利坚人虽然来自基督教欧洲这个母体，却用对抗性的防御线取代了基督教欧洲传统的友好分割线，地理大发现的世界史含义才真正彰显出来。

  现代政治地理学的奠基者拉采尔（1844 - 1904）已经从世界史的角度写道：

  在相对于两大洋的关系及其在人居世界中的地位这一问题上，欧洲人发现美洲大陆意味着一个彻底转变。直到1492年，美洲和它的原住民一起处在人居世界的东部边缘，形成了世界的东方，太平洋将它与外界连接；但大西洋就像美洲与位于欧洲与非洲的世界西部边缘之间的一道鸿沟。它穿越了诺曼人的格陵兰岛和文兰岛（Vinland），但并没有把它们连接起来。

  自1492年以来，殖民化在大西洋上拉开了一条线，连接起所有鲜活和生机勃勃的东西，而太平洋上旧日的联系已经逝去并被人遗忘。在最初的世纪里，持续不断的增加的移民几乎只知道大西洋两岸的联系并将其强化。在将美洲从世界的东方边缘拉向西方边缘这件事上，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付出了更多，在殖民地中这一个国家最具有大西洋品性和欧洲品性。向太平洋的进军和原住民几乎等同于毁灭的迁徙，可以被视作大西洋民族在古老的太平洋土地上的胜利。[29]

  接下来，美国从太平洋东岸向西太平洋出击：1898年，美国夺取西班牙王国的太平洋属地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切断模仿欧洲帝国迅速崛起的日本向太平洋东面和南面扩张的进路。1899年，美国实现对萨摩亚群岛的瓜分，将西面的防御线推进至从阿留申群岛经夏威夷到萨摩亚群岛的太平洋中部。“门罗宣言”本是围绕美洲区域划定的“自卫性界限，同时也是一条自我孤立、对抗欧洲的界线”，它基于“对陈腐、腐化之欧洲的蔑视”，因为它“被赋予了一种根植于新教加尔文主义信仰得到‘拣选’的道德诉求”。[30]如今，自卫性的防御线变成了进攻性的分割线，美国人得到“拣选”的信仰也上升为一种世界历史的使命意识。

  1950年元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宣布，美国的“防御半径沿阿留申群岛至日本，然后延续到琉球群岛”，再“从琉球群岛延至菲律宾群岛”——美国的进攻性分割线推进到了东亚陆地边沿，但没有包括朝鲜半岛南部。1950年6月，朝鲜半岛内战爆发，杜鲁门总统随即“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甚至宣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31]换言之，美国不仅重新把朝鲜半岛南部划入势力范围，还趁机介入中国内战，把我国台湾岛也纳入防御范围。我们如今经常挂在嘴边的“第一岛链”这个术语，是美利坚政治人的发明，其含义是通过驻军让这些大小岛屿成为扼制新中国的“一条锁链”或“不沉的航空母舰”。

  迄今为止，美国在1951年建成的西太平洋防御线仍然是世界历史上最为大手笔且地缘跨度最长的分割性防御线年的教宗子午线连起来看，一条发人深省的政治史弧线就在近五百年的世界大历史中脱颖而出。随之而来的政治史学问题是：何谓美国所代表的“大西洋[政治]品性和欧洲[政治]品性”？美国凭什么文明德性把自家的防御线划在了太平洋西岸的大陆边沿？

  有一句话说过不止一次，它表达了普通美国人也会有的常识性正义感——如果他们天生善良、正派且没有因清教意识而变得偏执的话：美国的“手伸得太长了，手伸到哪里，哪里都不高兴它”。[32]中国文明的古传德性与美利坚人被“拣选”的清教式普世文明诉求之间的冲突能够尽可能的防止吗？如今的美国政治家宣称，大国之间的“历史性竞争绝不仅仅只是关于权力、领土甚或是物理意义上的安全”——毋宁说，

  历史上最伟大的竞争也关乎对道德和正义的定义，关乎对个人与社会所扮演的角色的争论，关乎传统和变革，关乎对上帝形象的描述和诠释。[33]

  这话听起来公允得无可挑剔，但这位美国战略学家在一开始就把如今美国面临的竞争定义为一个“世界最强的集权国家”与一个“世界最强的民主国家”之间的竞争，无异于预先从理论上判了竞争的输赢。如此修辞暗含的逻辑是，“集权国家”不可能对道德和正义下正确的定义，大西洋革命早已对此作出了历史裁决。罗伯特·卡根自己意识不到，他的“集权国家”与“民主国家”的二元修辞不过是典型的清教式“冷战”修辞，这已经让他的逻辑紧紧咬住了自己的尾巴。一旦从世界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层面就他所说的重大问题展开论争，情形会怎样呢？“我们时代的精神混乱”或不断有人在“唠叨的文明危机”，真的“绝不是命中注定的事情”？[34]

  美国的独立并不仅仅意味着“反对英王朝的13个美洲殖民地分阶段逐步变成了世界岛”，还应包括从“1783年的《巴黎和约》到1898年针对西班牙的战争这一时期”。[35]美国行为的世界史意义并不在于从西班牙王国手中夺取殖民地这一行为本身，而在于其立国理念与这一行为的矛盾。

  美国对亚洲的侵略或许看起来令人吃惊，因为美国历史就是反抗英国殖民地统治的历史。然而，19世纪美国的历史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19世纪末，美国已吞并了夏威夷和一部分萨摩亚群岛，而且美西战争后，美国获得了关岛、菲律宾共和国、古巴和波多黎各。[36]

  美国-法国革命给全球世界带来的“民族自决”“独立自由”的政治想象同样如此：大西洋革命之后的整整100年历史让人们看到，无论是革命后的美利坚合众国还是法兰西帝国，都无不以“自由民主”的名义在占取全球化地理政治学的战略要津和经济资源。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诸多“和约”相比，《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不过是一纸空文。

  盘踞离岛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支配西欧陆地的企图失败以及经历过自身的惨痛分裂之后，英国和美国的政治人逐渐养成了攻击传统的欧陆帝国情感和使命意识的习惯。“民族分裂的进程只是对西方人而非全人类才是有效的”，但这样的观念却“导致[西方]各民族愈加坚定地肩负起了各自的民族使命”，其灾难性后果是，欧美大国“试图通过帝国的扩张来实现普世性的诉求”。

  法国革命的顶峰是拿破仑的帝国主义，德意志革命的顶峰是希特勒的帝国主义，但它们必然以失败告终——结果，盎格鲁-撒克逊的势力宣称，民主的英国变体和美国变体具有普世性，但它们现在也不得不面对一种非西方的文明，后者也有一种普世性诉求，并且纵贯了欧洲各个战场。[37]

  沃格林的这段话写于二战后的“冷战”初期，所谓“一种非西方的文明”指当时的苏俄。其实，苏俄是否属于“一种非西方的文明”，很容易引发争议，因为彼得大帝（1672-1725）改革后的俄国不仅加快了融入西欧现代文明的步伐，而且慢慢的变多地参与欧洲争霸。事实上，俄国的文明身份一直颇为尴尬，虽然积极想要成为基督教欧洲中的一员，却始终遭到拒绝。黑格尔在结束他的“世界历史哲学”大课时，曾这样评价俄罗斯帝国的西化姿态：

  俄国大约是在近来，在一百年以来才比较接近欧洲生活，已经反映出来变得与欧洲文化相似。但这一个国家还没有介入欧洲文化的进程，它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处于圈外。但在外在的、政治的方面，它已经同时表现为一种强大的力量，表现为牢固、纯正、尚不开明的东西，甚至在现代确立和维护着欧洲得以持续存在的纽带，尽管它本身其实仅仅是以消极方式这样做。[38]

  两百年过去了，俄罗斯迄今没有成为西方大家庭的成员。二十世纪末，俄罗斯以解散加盟共和国的代价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并实行了普选制，仍被拒之门外。黑格尔已经把俄罗斯算作欧洲的“第三种民族”，如今的西方仍然把它视为自己的敌人，即便俄罗斯在艺术和科学方面早就融入欧洲现代文明进程。

  民族独立和普遍人权理念与欧美大国的全球扩张构成的内在矛盾，仅仅是大西洋革命理念的世界史悖论的外在方面，它引发的不过是反帝–反殖民情感。

  一方面，人权、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给世人带来伟大的政治想象——人类将创造出一个自由、公平的世界，“革命者不仅在革命中宣示了个人权利，还证明了天时地利并非伟大革命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拿破仑战争“所杀害的欧洲人的数量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39]在整个西欧大陆，革命后的拿破仑战争给诸多地区带去强制性的现代式共和政制要素，导致的结果是“对法国大革命的积极和消极”（雅克·索雷，页144-203）。

  反帝–反殖民情感同样来自大西洋革命理念，以至于大西洋革命的雅努斯面相迄今让不少史学家感到困惑。房龙有一句话说得倒是不乏智慧，他说“没有比拿破仑战争时期的世界政治之水更浑浊的了”（房龙，页124）。如今人们有理由说：没有比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之水更浑浊的了。[40]

  西方的政治史学家和思想史家已经认识到，大西洋革命理念的根本危机在于个体自由和权利观念本身，它最终会导致社会伦理崩溃，甚至为国家解体埋下隐患。事实上，直到1990年代初，“西方世界内部关于‘接受还是拒绝1776年和1789年的政治理念’的争论才算暂时告一段落”（温克勒，页8）。大西洋革命张扬的“人权”理念是对是错，一直有争议，而整个西方世界欢庆“冷战”胜利没过多久，一系列要命的问题就来了：“美国将向何处去？”“欧盟会崩溃吗？”“西方会分裂吗？”（温克勒，页198 - 334）

  所有这样一些问题无不源于被视为大西洋革命符号的自由民主和普世人权理念。孟德斯鸠（1689 - 1755）是这些理念的第一设计师，温克勒特别提到，他是连接英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的桥梁：

  孟德斯鸠以欧洲大陆的绝对王权为对立面所构造出来的理论模型，可以解释英国史中众多事件的结果，而且特别能够解释1688 – 1689年“光荣革命”之后发生的事情。而孟德斯鸠的书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所造成的反响，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强烈……《论法的精神》大幅度提升了[欧洲移民]这帮人的底气。（温克勒，《西方的困局》，页6）

  人们通常认为，《联邦党人文集》看重孟德斯鸠，首先是因为联邦主义，其次是因为他提出了权力分立的主张，为美国联邦政体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但在伍德罗·威尔逊看来，美国国会不过是一种“委员会体制”，它的确限制了领导者的权力不致落入少数人手中，但也分散了国会的立法作用，使得国家机器的运作缺乏效力。立法权与行政权的相互制约仅仅是原则上如此，实际上两者在不同时期互有消长，相互消耗，而基本趋势是行政权力慢慢的变大——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官僚制的要素在增大。至于联邦和州之间的相互制约，效果也并不明显。美国面临的问题一直是，“某些有钱有权的势力”“控制了参议院”，直到1890年前后才有显著变化，即变得更像“一个有成就的党派经理人团体”。但即便是这样，也离“真正的政党领导权”相去甚远。[41]

  温克勒提醒人们，必须把历史的目光往后挪动120年，才能清楚看到威尔逊在这里说到的制度问题的后果：

  在美国或法国这样的总统制民主政体中，行政权独大的威胁特别大，所以民粹主义运动在这样的国家可能比议会制民主国家更有机会。但即使是在议会民主制政体中，也有一些这样自认为是“人民”唯一正统代言人的运动或政党得势。（温克勒，《西方的困局》，页335）

  孟德斯鸠用“法的精神”这个标签来代替传统所说的政治美德，而他实际上把政治美德即共和国的美德理解为自由和平等的“激情”。美国人接受了孟德斯鸠的教诲，把放任自流的政治自由视为人性不可或缺的权利，无异于给国家埋下了一颗随时有可能引爆的炸弹——在亨廷顿（1927 - 2008）眼里，美国实际上生活在“自由、民主、平等”诸权利的活火山之上：

  美利坚信条的价值体系包括自由、民主、平等和个人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根本上、反权威特点。其他意识形态能够赋予既有权威和制度合法性，美利坚信条却使一切等级制、强制性、权威主义的组织失去合法性——即便是美国特色的政治机构也不例外。

  就某种意义而言，理想/制度鸿沟注定了美国人要与一种美国特色的认知失调共生共存。这种认知失调在平时处于蛰伏状态，当信条热情高涨时则会猛醒，向着美国政治的承诺引燃熊熊怒火。[42]

  美国政制携带着现代西方文明最为深刻的危机，这与美国展现出强大的政治效力并不矛盾。内在的文明危机不会是这一个国家不强大的理由，清教徒和启蒙运动的政治效力，不仅能增强美国的吸引力，美国因地理政治学优势和历史的偶然机运而获得的繁荣和富强，也会反过来增强这种政治效力。

  布鲁斯·阿克曼以研究美国史享誉美国学界，他曾建议我们中国学人也关注美国的经验，其首要的理由是，“美国革命代表着现代的第一场成功的反帝革命”。布鲁斯·阿克曼虽然承认，“美国在十八世纪与英帝国的决裂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中国在20世纪反抗西方宰制和羞辱的卓绝斗争”，但他仍然相信，两者之间其实能够找到某种“更为隐蔽的同构”。[43]

  中国的现代革命毫无疑问源于“反抗西方的宰制和羞辱”。之所以必须彻底变革长达两千多年的传统政治秩序，不外乎因为非如此则不可能让古老的文明中国重新焕发同心同德。但美国革命是一场“反帝革命”？这种说法仅仅听起来就新颖得出奇，似乎颇着迷，可惜它与美国诞生的实际历史不符。

  英属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在1775年4月打响之前，英属殖民者“与英国议会的宪制斗争”已经进行了长达十年（1765-1775）之久：起初是反对英国议会的征税权力，到后来是完全拒绝英国议会为殖民地立法的权力。换言之，英国议会与殖民地议会的冲突是一场英国内政危机。即便爆发武装冲突之后，危机的走向也并非殖民地的“独立”。在随后一年里（1775年5月到次年5月），北美殖民地从大英帝国分裂出去的结局才变得无可挽回。[44]

  显而易见，美国历史的起点是英帝国的分裂。事实上，“英国在北美的统治说不上严酷，恰恰相反，它可以说是善治的典范。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北美人民普遍都有英国认同”。北美殖民地的独立与其说是“殖民地对帝国的反抗”，不如说是“一场英国内战”，北美的独立也“不是战争的起因和目的，而只是内战的结果”。[45]

  将美国革命看成是一场反对的起义，于史无征。这种说法是革命宣传与十九世纪辉格党史观的产物。无论在当时，还是在20世纪研究者持更反思的态度下，都不乏正当的异议。（郑非，页37）

  如果要在中国革命与美国革命之间找到“隐蔽的同构”要素，恐怕只会是现代的进步信仰。问题的棘手之处恰恰又在于，即便是这样的“同构”性，美国与新中国的历史渊源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西方的历史思想家早就担心，一旦“其他[非欧洲]文明发展出科学、工业和理性化治理之后，它们也会适时地模仿”“西方在过去四百年间发展起来的文明间关系的模式”。[46]由于这种模式的基本政治品格是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的政治教诲塑造出来的，西方政治家只会以非道德的政治理解来看待文明间关系，从而也就不可能相信，承继中国文明传统品德的新中国在发展出科学、工业和理性化治理之后，不会模仿西方在过去四百年间养成的德性含混的文明习性。

  历史进步的场所主要见于文明的物质方面，最显而易见的是科学、技术、经济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条件的改善。问题就在于，物质文明的进步未必一定会带来有益于社会健康的东西，一套高度发达的数学物理学体系，对于可以掌握它并将其转化为技术的社会来说，也有几率会成为社会解体的因素——即便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开拓者也清楚这一点。

  圣西门和孔德都很明白，科学和工业的进步不能代替社会的进步。为避免西方社会的解体——这已是一个看得见的迫切危险——必须设计出新的制度，新制度要拥有相当于正在毁灭的旧制度的权威。（沃格林/卷八，页134）

  人的本性保持不变，包括高尚与低劣的德性差别，源于大西洋革命理念的政治制度恰恰致力于抹去这样的差别。由此我们被引向了一个政治史学旧案，即杜尔哥的进步论历史视域到达远东时遇到的那个难题，沃格林将其表述为，“伟大的亚洲各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似乎不参与我们多情地视之为进步的过程”。对杜尔哥来说，是因为中国文明因早熟而停滞，政治体制僵化使得相比来说较高水平的科学受到阻碍。在沃格林看来，杜尔哥的解释虽然巧妙，却未尽如人意。他的“功绩”仅仅在于提醒人们，必须“开始处理一个我们甚至今天也还没有充分了解的问题”：

  也许我们大家可以这样认为，解决东西方文明的结构差异这一真实问题的第一步，在于承认东方的“停滞”与西方的“进步”观念一样没有根据。如果我们抛弃西方“进步”的范畴，那么，东方的“停滞”范畴会自动消失。（沃格林/卷八，页128–129）

  我们很难接受沃格林的说法，因为物质文明的进步已经是每个中国人的切身感受。像某些西方人类学家那样，论证东方文明并没有过“停滞”，它早就有了西方的“进步”要素，同样很难让如今的中国人信服。[47]要说中国文明“似乎不参与”现代欧洲文明“视之为进步的过程”，也并不符合历史的实情。问题就在于，物质文明的进步是否等于伦理德性的进步。杜尔哥追随孟德斯鸠的观点，以为物质文明的进步必然会伴随或带来伦理德性的进步。我国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已经用“中体西用”的主张对此做出了回答，即承认中国在物质文明方面有过“停滞”，落后于现代欧洲，但拒绝承认现代欧洲在伦理德性方面有什么进步，尽管受限于对世界历史的认知，他们不可能把个中道理讲清楚。

  西方的政治史学家也同时认识到，“中国的独一无二在于，它在巨大的时间跨度里保持着一个绝对统治权和一种文化”。[48]既然如此，沃格林所说的认识东西方文明的结构差异这一真实问题的第一步就应该修改为：中国在伦理德性方面“停滞”的观念与大西洋革命带来西方德性“进步”的观念一样没有根据。一旦人们抛弃西方的德性“进步”观念，中国的德性“停滞”观念就会自动消失。显然，如何善用乃至管控科学、技术、经济的发展，使之有益于而非危害人世生活的基本伦理品质甚至自然生命，对任何文明政体的德性都是巨大的历史考验。[49]

  中国和美国在各自的历史中，只是在最近才充分参与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中国自认为与众不同，基本上自家管自家的事。美国也觉得自身独一无二，也就是说，它是“例外”，但它相信自身在道义上有义务超越国家利益，在世界上传播自己的价值观。这两个有不一样文化和不同前提的伟大国家都正经历着根本性的国内变化。这些变化最终会导致两国间的竞争，还是会产生一种新形式的伙伴关系，将对21世纪世界秩序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50]

  无论基辛格的言辞有怎样“谨慎且狡猾”的品质，这段话还是说得十分中肯：中国理念天生不具有普世扩张性，而大西洋革命理念则天生带有这种德性。若与其前任罗斯托在“冷战”时代的说法相比，基辛格的说法仍然没什么实质性不同：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我们的目标是政治性而不是军事性的。我们大家都认为，我们自己正在从事一种带有根本性的历史竞赛，即关于世界各国应如何组织成为一个大家庭的竞赛。[51]

  问题在于，未来的世界大家庭究竟应该基于“共同合作的独立国家”自然而然的互相依靠的认识，还是基于世界“逐步朝向更高度的人类自由迈进”的大西洋革命理想。中国为建立世界大家庭贡献的国际原则是“和而不同”，美国政治人则迄今相信，自己的国家因承载着大西洋革命理念而“在道义上有义务超越[他国的]国家利益”，尽管这不过是“集体自私自利”的借口。无论如何，这场“根本性的历史竞赛”究竟采用和平方式还是军事方式，完全取决于美国文明的政治德性。[52]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始至终在重新估价新中国所走过的道路的局限性，我们同样需要反过来问，这种重新估价本身是否有自己的局限性？我们认识到大西洋革命理念是一个世界史悖论吗？

  有位美国的政治史学者在重审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之后，把问题引回到法国大革命，并重新提出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问过的问题：

  对于当代人而言，大革命真的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不同寻常吗？真的如此轰轰烈烈、惊天动地、振奋人心吗？它的真正内涵和本质是什么？这一突如其来的重大革命有什么长远历史意义呢？它到底摧毁了什么？创造了什么？[53]

  即便在今天听来，这样的一个问题仍然振聋发聩。如果西方世界不愿陷在共同源出于大西洋革命理念的世界主义与民粹主义的逻辑怪圈中不能自拔，就有理由让古典的自然正义观念恢复话语权——即便在美国学界，这样的呼声也已然浮现。[54]当然，无论古希腊罗马还是秦汉中国的自然正义观，都还没有进入当今的思想角力场，但这仅仅是因为它们缺乏世界历史的政治载体罢了。

  [2] 雅克·索雷，《18世纪美洲和欧洲的革命》，黄艳红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8，页7。

  [3] 雅克·索雷，《拷问法国大革命》，王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页24。

  [4] 丘吉尔，《英语民族史（卷三）：革命的年代》，薛力敏、林林译，海口：南方出版社，2004，页109、115。

  [5] 参见托马斯·本德，《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史中的地位》，孙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页97 - 131。

  [6] 林恩·亨特、杰克·森瑟，《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现代世界的锻炉》，董子云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页47。

  [7] 转引自阿·列万多夫斯基，《圣西门传》，孙家衡、钱文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页47 - 48。

  [8] 圣西门，《给一个美国人的信》，《圣西门全集》第一卷，王燕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页149–151。

  [9] 巴札尔、安凡丹、罗德里格，《圣西门学说释义》，王永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页51 - 52。

  [10] 阿尔杰农·塞西尔，《梅特涅：1773-1859，对他本人和时代的一个研究》，复旦大学《梅特涅》翻译小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页163。

  [11] 海因里希·温克勒，《西方的困局：欧洲与美国的当下危机》，童欣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页9。

  [12] 特洛尔奇，《新教对现代世界形成的意义》，见特洛尔奇等，《克服历史主义》，刘小枫编，陈湛、郭笑遥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21，页118。

  [13] 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八：危机与人的启示》，刘景联译、张培均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页118。

  [14] 路易斯·哈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独立革命以来美国政治思想阐释》，张敏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页11-12。

  [15] 科克-肖·谭，《没有国界的正义：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杨通进，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中文版前言”页3，“导言”页2。

  [16] 安玛丽·斯劳特，《这才是美国：如何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坚守我们的价值》，马占斌、田洁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页2。

  [17] 华·罗斯托，《美国在世界舞台上：近期历史试论》，北京编译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页596。

  [18] 查尔斯·库普乾，《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与21世纪的地理政治学》，潘忠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页93 - 139。

  [20] 拉姆齐·缪尔，《帝国之道》，许磊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页10。

  [21] 哈维尔·莫罗，《帝国之王》，刘京胜、安大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页3。

  [22] 王任叔，《印度尼西亚古代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页738 - 740；约翰·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姚楠、马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页233。

  [24] 休·托马斯，《无止境的世界：腓力二世的西班牙和历史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陈丽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页244 – 251、332 – 324；杰里米·布莱克，《重新发现欧洲：葡萄牙何以成为葡萄牙》，高银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页77 - 78。

  [25] 亨德里克·房龙，《自由的斗士：杰斐逊和玻利瓦尔》，李丹译，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页87。

  [26] 安德鲁·兰伯特，《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龚昊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页218 - 219。

  [27] 章永乐，《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页22 - 24。

  [28] 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欧洲公法的国际法中的大地法》，刘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页59 - 63。

  [30] 佩蒂托，《反对世界一体化：施米特、西方中心论以及自由的全球秩序》，见欧迪瑟乌斯/佩蒂托编，《卡尔·施米特的国际政治思想：恐怖、自由战争和 全球秩序危机》，郭小雨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21，页212。

  [31] 转引自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页133-134。

  [32]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年谱（1949-1976）》，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页517。

  [33] 罗伯特·卡根，《雄心和焦虑：中美之争》，见加里·斯密特主编，《中国的崛起：美国未来的竞争与挑战》，韩凝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页11，比较页23 - 30。

  [34] 沃格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张新樟、刘景联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页27。

  [35] 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杨祖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页904。

  [36] 布赖恩·莱瓦克等，《西方世界：碰撞与转型》，陈恒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3，页453。

  [37] 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六：革命与新科学》，谢华育译、贺晴川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页174 - 175。

  [38] 黑格尔，《世界史哲学讲演录：1822 - 1823》，刘立群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页436。

  [39] 迈克·拉波特，《1848：革命之年》，郭东波、杜利敏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页21、6。

  [40] 比较妮科勒·施莱、莎贝娜·布塞，《美国的战争：一个好战国家的编年史》，陶佩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诺姆·乔姆斯基，《以自由的名义：民主帝国的战争、谎言与杀戮》，宣栋彪，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

  [41] 伍德罗·威尔逊，《国会政体：美国政治研究》（1884），熊希龄、吕德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页3 – 4。

  [42] 塞缪尔·亨廷顿，《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先萌奇、景伟明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页7 - 8。

  [43] 布鲁斯·阿克曼，《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田雷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页XVIII。

  [44] 约瑟夫·埃利斯，《革命之夏：美国独立的起源》，熊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页24；杰克•格林，《边缘与中心——帝国宪制的延伸：大英帝国与美利坚合众国1607-1788》，刘天娇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页127-148。

  [45] 郑非，《帝国的分裂：美国独立战争的起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页1 – 43、370 - 380。

  [46] 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五：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霍伟岸译、贺晴川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页158。

  [47] 比较杰克·古迪，《偷窃历史》，张正萍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48] 埃里克·琼斯，《欧洲奇迹：欧亚史中的环境、经济和地理政治学》，陈小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页162。

  [49] 比较弗莱德·依克莱，《国家的自我毁灭》，相蓝欣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50]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页294。

  [51] 沃尔特·罗斯托，《从七层楼上展望世界》，国际关系学院“五七”翻译组，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页39。

  [52] 比较乔治·弗里德曼，《弗里德曼说，下一个一百年地缘大冲突》，魏宗雷，杰宁娜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页205 – 244；保罗·麦克唐纳、约瑟夫·培伦特，《霸权的黄昏：大国的衰退和收缩》，武雅斌、郭晓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页3 – 9、184 - 206。

  [53] 艾拉·卡茨尼尔森，《恐惧本身：罗斯福“新政”与当今世界格局的起源》，彭海涛译，太原：书海出版社，2018，页651-652。

  [54]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李泽、刘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页19、26–27、34 – 35。比较克里坦斯基，《〈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自然的正义和正义的自然》，见娄林主编，《弥尔顿与现代政治》（“经典与解释辑刊”第58辑），北京：华夏出版社，2021，页134 - 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