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不同于其他活动的最主要特征是，情报需要直接应对具有独立、敌对意志的敌人。因此，与指挥和控制相比，情报面临着更复杂、更难控制的因素。敌方会竭尽所能来防止己方对其能力、部署、行动方式方法和意图的获取和了解———通过诸如采取保密措施、反情报、有意提供错误的或模糊的信息以及欺骗等手段。在对方看来，他已经通过隐真示假，欺敌动敌，能达到避实就虚、克敌制胜的目的；而在己方看来，不论怎么伪装欺骗，决定战争成败的重要的条件是实力，对方所要实施的行动无疑是在自杀，而由此导致的情报评估“失误”，就产生了情报失误的悖论。

  情报失误的悖论，突出表现在战略意图与实力相矛盾，战略欺骗与实力相矛盾，以及战略突袭与实力相矛盾。

  战略意图是指战略实施所要达到的目的，有时，战略制定与实施方的资源和能力不足以实现战略意图，导致了战略意图与实力的不相称。战略意图的规划，离不开务实而又理智的领导人；战略意图的实施，必须与本国的资源和能力相配套，否则只能是事与愿违。对于情报分析人员来说，情报评估必须基于对方的能力和实力，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和认识问题，把对手作为理性行为人来考察。也就是说，从常规、理性的方面出发，从对方价值观、思维模式等文化因素方面来考察，以及从对方的地缘环境、战略环境和战略实力方面来考虑，得出对方或因军事实力原因，或由于政治经济原因，不可能作出非理性的决策和行动。

  1962年7月至9月，美国情报界多次向白宫报告，大约有70多艘苏联船只装载着各种军用物资、建筑材料和SA-2地对空导弹运往古巴，以加强古巴的防空能力。以谢尔曼·肯特为主席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认为，苏联把进攻性武器运入古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这对美国太具挑衅性，这是评估的前提；更重要的是，肯特认为，1962年，苏联方面还不具备使用洲际导弹核武器向美国发动袭击的能力；中央情报局获悉苏联导弹部队司令和300多名官兵在一次导弹试验的爆炸事故中全部丧生；而且他们预先了解到苏联导弹的数量、导弹性能以及导弹技术人员素质等情况，也就是说，苏联在导弹技术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因而把进攻性导弹运入古巴并不是一种明智的决策。总之，无论在经济实力还是在军事力量方面，尤其是战略轰炸机和航母方面，苏联都远远落后于美国；而在冷战期间，苏联极少鲁莽行动，敢于冒直面与美国对峙的风险。对于美国情报分析人员来说，苏联似乎不可能以在古巴部署进攻性导弹的方式来挑衅美国，推行战争边缘政策，把两个超级大国带入核战争的边缘，这是情报评估的过程。因此，在发现进攻性导弹部署在古巴的前一个月，以谢尔曼·肯特为首的国家情报评估认为，“从苏联对外政策的先例来看，可以推断，莫斯科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或建立潜艇基地旨在获取相对的军事优势。但是，这与苏联迄今为止的实践背道而驰“。由此，该情报评估认定，苏联“(果真如此)这样的行为显示，它比以往更加愿意冒着推高美苏关系的风险程度”，这是评估的结论。

  然而，在U-2飞机证实苏联在古巴部署进攻性导弹之后，美国是绝不容许在其后院部署这种进攻性武器的。美国政府不惜冒核战争的风险，于1962年10月24日，肯尼迪政府命令美国68个空军中队和8艘航母战斗群，共计90艘军舰组成的美国舰队直接出动，从佛罗里达到波多黎各形成一个弧形，直接封锁古巴海域，对所有进出古巴海域的船只实行严密的监控和管制；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装载核弹头，分别派往苏联邻近地区；其在欧洲的陆军进入战备状态，导弹部队全部待命。面对美国决不妥协的姿态，苏联政府只能忍气吞声，不得不撤出了在古巴的军事人员，并拆毁相关军事设施，保证不在古巴修建军事基地和部署进攻性武器。

  由此，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国家情报评估办公室主席谢尔曼·肯特在论及古巴导弹所谓的评估“失误”时，辩解道：

  “当一个人远远偏离了其正常的行为轨迹，你是无法预测到他的；如果你缺乏对其难以捉摸思路的证据，而其偏离轨道是如此离谱，似乎与自杀无疑；没什么评估程序能够准确预测敌方何时会作出完全错误的决策，我们并不是与生俱来就低估我们的敌人。我们没预估到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决定，因为我们始终相信，赫鲁晓夫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己方的评估前提是正确的，评估过程也是正确的；由于苏联这种缺乏理智的决策和行为，导致了具有理智的己方评估结果出现“失误”，体现了情报失误的悖论。于此，肯特道出了情报失误悖论的本质。

  所谓战略欺骗，是指在战争中或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一些国家试图通过迷惑敌人或将敌人诱入歧途，来隐蔽自己的外交和军事意图。欺骗一方的首要目标是诱使敌人对真实态势作出不恰当反应，从而取得战略优势。

  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和叙利亚实施了战略欺骗。战前，埃及和叙利亚展开和平攻势，以掩护其在军事上的备战。埃及总统萨达特照常进行既定国事访问，并透露出席10月份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叙利亚愿意与联合国秘书长讨论联合国第242号决议。1973年9月27日，埃及国防部长伊斯梅尔将军邀请所有内阁成员到总参谋部参观，向他们介绍总参谋部的组织和工作情况；28日，伊斯梅尔部长和总参谋长沙兹利将军率领大批军人祭奠埃及前总统纳赛尔，而后在总参谋部举行纪念活动；埃及的《金字塔报》还刊登了总参谋部要求10月份到麦加朝觐的军官进行登记的消息；埃及和罗马尼亚两国的国防部长定于10月8日在开罗举行会谈的消息也由官方加以“证实”；当埃及民航总局根据形势的判断于10月4日晚取消了所有航班并准备把飞机疏散到国外避难时，埃及军方立即进行干涉，迫使民航总局撤销了这一决定；直到临战前2小时，埃及前线指挥官还让士兵下河游泳，在沙滩上晒衣服，而农民也在从事日常农活，呈现出一派“和平“景象。

  从1968年起，埃及军队每年秋季都要进行为期一周的大型军事演习，且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埃及多次征召预备人员服役，然后又复员；埃及频繁的国防动员和军事演习，迫使以色列对此作出回应，结果造成了20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由此，对埃及的这些军事演习从开始的回应到中期的警戒，最后演变为见怪不怪的麻痹大意，埃及的战略欺骗貌似获得了成功。

  而在以色列这边看来，1971年，以色列在军事上继春天完成了用混凝土浇筑“巴列夫“防线之后，其海军研制成功了“加布里埃尔“式导弹，“约旦”式地对地导弹和“卢兹”式地空导弹；又从美国获得了盼望已久的175毫米自行火炮和“鬼怪“式战斗机，以色列的武器装备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第二，以色列情报部门分析认为，埃及虽然从苏联的军援中得到了各种武器，但其军队正处于训练摸索中，短期内不可能形成整体战斗力；埃及军队要按照实战要求，完全熟练地掌握使用苏式武器，大概还需要两三年时间。第三，从国际关系方面来看，制约战争的因素，特别是美苏缓和的趋势有所改善，中东爆发战争的危机尚未成熟。由此，以色列情报部门认定，阿拉伯国家不可能发动一场自杀性的战争，这是情报评估的前提；而其国防部长达扬也断言：“在1973年上半年以前，大概不可能会发生战争“，这是情报评估的结果。

  但是，埃及和叙利亚在国内的经济压力下，在高涨的民族主义裹挟下，尤其是在战略欺骗成功的情况下，无视远比其自身强大的以色列军事实力和作战能力，于1973年10月6日，这个既是犹太教的赎罪日，又是的斋月，发动对以色列的突然袭击。“发动一场对以色列的代价昂贵的战术突袭，打破其不可战胜的信念，迫使美国和苏联重新再启动已陷停顿的谈判程序”。

  战争刚开始，阿拉伯国家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埃及突破了巴列夫防线，占领和控制了苏伊士运河东岸纵深10-15公里、南部长192公里、面积为3000平方公里的地区；同时，叙利亚军队收复了戈兰高地等大片失地，包围了库奈特拉，一度打到太巴列湖。但是，事实正如詹姆斯·沃茨所言，“那些进行战略欺骗和发动突然袭击的人往往不明白，突袭能使特定一击的效果最大化，但即便最成功的突然袭击，也需要与总体战略结合才能赢得战争。一旦战争辩证法重新确立，突然袭击就会引发强大的受害者更猛烈的反击，从而使弱者一方情况更加恶化。成功的突袭可能会引起强大的受害者全力以赴，从而使攻击者不可能在战争中达到胜利的顶点”。10月10日之后，以色列开始反攻，再度占领戈兰高地，深入叙利亚国土30公里，占领了叙利亚和约旦400平方公里的领土，直逼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以色列军队24日完成了对埃及军队的包围，占领了运河西岸埃及的1900平方公里的领土。由此，阿拉伯国家军队先前所获得的优势完全丧失，以色列军队完全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埃及和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被迫同意与以色列停火。正如战争爆发前一个月，以色列国防部部长达扬在以色列参谋学院演讲时所说：“力量对比远远有利于我们，阿拉伯人不可能马上再次挑起敌对行动，阿方的类似动机和考虑毫无意义可言“。

  美国情报学者阿布拉姆·夏尔斯基在总结1973年中东战争的情报工作时写道：“在以色列军事情报部和美国情报界均未料到阿拉伯人会发动一场必输无疑的战争”。以色列和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前提和过程是正确的，因为以色列与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军事实力方面的差距是明显的，但结果却是“错误“的(这个评估“失误”恰好印证了埃及和叙利亚的失败)，由此体现了情报失误的悖论。

  情报评估“失误”，以及由此产生的情报失误的悖论，多半是由战略突袭造成的。战略突袭是弱者对强者的挑战，是弱者的武器，也是有效弥补弱势的方法；也是实力的倍增器，收效大，成本低，能够迅速扭转对立双方的战略态势。但是，能够在根本上保持战略优势的因素只能是实力，突袭者无法改变战争最终结局和欺骗者本质上的战略态势，而己方情报分析人员正是遵循实力的原则，也即客观理性的分析原则来做评估的。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作者觉得，这种所谓的战略突袭只是一种从欺人到自欺的不理性的决策行为，是自己欺骗自己。事实上，当他们利用对方的偏见或先入之见构建将对方误入歧途的知觉偏见时，由于欺骗计划是因敌而设，所有的信息都是刻意强化对方的偏见，并防止这种偏见受到任何真实信息的影响而动摇。因此，“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成功欺骗一定牵涉很大成分的自我欺骗”。日本突袭珍珠港之前，占领朝鲜，侵略中国，赚取实际利益之后，日本政府尝到了甜头，形成特定的思维定势，失去了应有的理性逻辑和想象力，从而得意忘形，不仅相信自身编织的谎言，而且沉浸在脱离实际、自欺欺人的幻想中，认为美国并非不可战胜，由此铤而走险，发动了珍珠港突袭。

  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美国在经济、工业实力和军事诸方面都占据巨大优势。1940年，日本企划院曾经对比过日本和美国的工业产量。美国的石油产量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铁20倍，铜块9倍，铝7倍。美国人口近乎日本人口的两倍，每年的国民收入是日本的17倍，钢产量是日本的5倍，煤产量是日本的7倍，机动车产量是日本的80倍，即使在像1938年这样不景气的年份里，美国工业潜力也比日本大7倍，而在其他年份则可能大9倍或10倍。在军事方面，到1941年，美国的飞机年生产能力为26277架，而日本仅为5088架；美国的军火年生产能力为45亿美元，日本仅为20亿美元。以海军为例，日本在珍珠港事变前对日美差距做出的判断是：日本海军的战舰力量在1941年末为美国的70%，1942年将下降为65%，1943年下降为50%，而到1944年就会下降到灾难性的30%。除海军以外，日本在空军作战飞机的数量和质量方面、在陆军火炮生产和坦克制造速度及性能等方面，都无法与美军抗衡，美日军事实力差距显著。

  然而，日本领导人认为，在珍珠港发动一场毁灭性的突然袭击，将会促使美国在太平洋和东亚寻求谈判处理问题，迫使美国承认日本的既得利益，解除对日本的制裁。为达到目的，日本把双方综合国力这个决定胜负的重要的条件搁置一边。

  美国情报机构推断的前提是：美国在军事、经济和工业方面的实力，也即综合国力和战争潜力方面所占据的优势地位，将会慑止任何来自日本的袭击；推断的结论是：日本发动对美国的战争是非理性的，是自杀性的行为，不可能赢得对美国战争的胜利。而日本恰恰发动了这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导致了评估结论出现“失误”，造成了情报失误的悖论。这与1979年苏联的侵阿战争如出一辙。道格拉斯·麦克伊钦评论道：“苏联入侵阿富汗几个月之后，在中央情报局流行的一个黑色幽默就是：‘分析人员并没有错，是苏联人搞错了‘。一场历时10年的侵阿战争，最终以苏联的撤军而结束。这个黑色幽默不无道理，道出了情报失误悖论的本质。需要非常指出的是，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战略欺骗和战略突袭都是以欺骗者和突袭者的失败而告终的。德国闪电突袭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埃及和叙利亚突袭以色列，无不例外。

  笔者认为，即便情报分析人员能够正确地理解当前的形势，但对未来可能的发展变化却无法确定。分析人员常常基于对方的能力作出判断，却很难断定其意图；能力最终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而意图只存在于对方的头脑之中。本文所叙述的战略意图、战略欺骗和战略突袭，都是对方头脑中的意图，而对于对方意图的判断，只能是基于对方实力基础上的一种评估。因而，意图与能力的逻辑矛盾，导致情报评估总是无法彻底排除不确定性，尤其是当对方作出非理性决策的时候。

  一方面，布莱克本认为，“当一组看起来毫无争议的前提产生了不可接受或自相矛盾的结论时，悖论出现了。解决一个悖论将牵涉到：或者证明前提中存在隐藏的缺陷，或将表明推理包含错误，或者表明看起来不可接受的结论事实上是可以容忍的“。从某一些程度上来说，这种看起来不可接受的结论事实上是可以容忍的。明明己方的评估前提是正确的，却由于对方不理性造成了情报评估结果的“失误”，而对方不理性导致的结果又证明己方的评估结果是正确的，这种情报失误的悖论恰好印证了情报失误确实是不可避免的。詹姆士·芬利认为，“情报失误的案例显示，科学不能预测非理性的、不可预测的人类心理。毫无疑问，本世纪的侵略者大多是狂人。情报更接近于艺术，而非科学，情报失误是不可避免的“。研究珍珠港的学者沃尔斯泰特在其著作《珍珠港：预警与决策》中，也论述道：“我们一定要接受不确定性，学习与其共存”。肯特在谈到怎么样才可以让情报分析人员“看见”他们不愿意看到的证据时，他说道，“有任何补救措施吗?我表示怀疑，这是我们人类智能的局限性“。罗伯特·杰维斯认为，即使社会科学已发展成熟了，人的认知偏见也可以不考虑，情报预测仍然很难。中央情报局历史学家库恩斯认为，认识论给我们的教训是，没有一种办法能够事先知道预测的正确与否，因此，也没有一种确定的方法让情报失误得以避免。理查德·贝茨认为，任何分析机制方面的改革都不可能防止情报失误。

  另一方面，悖论的出现可以引发思考，启迪智慧。由此，悖论也有几率会成为发展原有分析理论或创立崭新理论体系的契机。正如蒯因指出：“历史上所发现的悖论，曾不止一次地成为对思想基础的主要重建”。由此，必须设立评判情报失误的科学标准，革新和创新情报分析方法，使情报分析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情报分析的核心就是透视问题，找到问题的根本特征。首先，情报分析人员要真正认识敌人，才能像敌人一样思考，而认识对手的过程至少有三个层次，一是知道敌人的情况(facts)，二是根据所掌握的情况融合成理解敌人行为的能力(understanding)，三是像敌人一样思考(think)。只有如此，才有机会准确预测敌人的行为。认识敌人、构建环境，像敌人那样思考，这是情报分析理论的基础。第二，打破传统思维模式，加强情报认知能力，使用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来克服认知偏见。第三，加强情报分析人员的思维培训，使用各种情报分析技巧，提高情报分析质量；更为仔细和审慎地使用假定和逻辑，建立相关认知机制以应对非理性的决策。熟练掌握三个分析技巧，一是针对，诸如关键假定审查、信息质量审查、变化征象指标、欺骗探查、竞争性假设分析；二是反向技巧，诸如魔鬼代言人法、A队与B队对抗分析法、高影响/小概率分析、假定分析；三是富有想象力的思维分析法，诸如头脑风暴，外在思维、红队分析，选择性未来分析。

  本文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即如何界定情报分析失误，以及由此导致的情报失误的悖论问题。情报失误悖论的研究不仅涉及军事情报学内在逻辑结构及其理论框架，尤其是分析理论框架，更涉及国际政治学、认知心理学和逻辑学等领域，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能够为当代战争和冲突提供情报分析的新思路和新视角。

  情报不同于其他活动的最主要特征是，情报需要直接应对具有独立、敌对意志的敌人。

  10月6日17时许，正在盐步一个企业上班的全女士，突然听到门口传来“扑棱扑棱”的声音，于是循着声音走上前查看，发现一只鸟儿趴在地上不停拍打翅膀挣扎着，怎么也飞不起来。

  近日，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科研团队再次发现和拯救保护“消失”近百年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樨，相关研究结果已在线发表于生物多样性领域专业期刊《生物多样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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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价又创新高！深圳水贝人气火爆 “越等越贵⋯⋯”有消费者后悔年初没“上车”

  每经记者：赵景致 每经编辑：张益铭金价又创历史上最新的记录。上海黄金交易所显示，上海金本周五的早盘价达到了619.51元/克，较年初480元/克的价格持续上涨了近30%。

  随着社会的持续进步，消费水准不断提升，年轻人所面临的压力也随之增大。然而，跟着社会的演变，众多60、70后的父母慢慢的开始接受并理解子女的这种生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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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初，新冠疫情肆虐，武汉告急，全国上下万众一心，与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就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抗疫一线，她带着物资，带着希望，奔赴在最危险的地方，她就是韩红。

  2000年，荷兰的一项重大决定，在整个世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项被人们嗤之以鼻、在很多国家都是违法的的“易”，就这么被荷兰宣布合法化了。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德国更是紧随其后，跟紧了荷兰的脚步。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那些宣布易合法的国家，现在又怎么样了呢？